日前，50多名科技工作者聚首北京，参加转基因作物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 专家表示，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新品种属于新事物，对此出现争议和质疑是正常的。有关转基因技术的讨论，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进行。在呼吁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同时，也希望科学家和媒体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公众传播现代生物技术、食品与环境安全等方面的科学知识。 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973”计划“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彭于发，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所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吴孔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授粉昆虫蜜蜂是否有影响 《科学时报》：蜜蜂是上千种水果、蔬菜、鲜花和谷物的主要授粉工。我注意到有文章引用来自国外关于蜜蜂的资料显示，有些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里，蜜蜂的数量减少了一半。那么，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有没有类似结论？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之后，会不会对其他生物包括微生物有影响？ 彭于发：迄今为止，国内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虫棉花，尚没有看到文章或者文献报道说国内外的转基因抗虫棉对自然环境中的蜜蜂或者传粉昆虫有不利影响。 我本人在2000年以前就做了一些初步的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性试验，此后则专业从事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基于转基因作物推广以后可能会对农田生态和自然环境产生潜在风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转基因的相关研究，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卫生部等部门都先后加强了转基因作物的生物安全性研究。在包括国家“973”计划、“863”计划、1999年启动实施的“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以及2008年年底启动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专项中，都精心安排了生物安全项目，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室内评价到田间评价和监测，都进行了系统的战略布局。 在所有这些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项目中，都部署了抗病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对非靶标生物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蜜蜂的影响。因为目前应用的抗虫棉花和前不久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其抗虫物质主要是一种晶体蛋白，它只是专一性杀死危害棉花和水稻的鳞翅目害虫，而对其他许多昆虫则没有毒杀作用，也不会像化学农药那样残留在环境中。 抗虫转基因棉花和水稻不仅能有效控制棉铃虫、水稻螟虫等鳞翅目害虫的危害，保障水稻产量，还能减少70%的化学农药用量。而正是农药的过量和不合理使用，影响了物种多样性，例如农药使授粉昆虫和害虫天敌数量减少。 同样，美国十多年来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和玉米，也没有发现对蜜蜂的不良影响。 知识产权和信息公开问题 《科学时报》：在我国转基因作物的推进过程中，做了哪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 黄大昉：就已经颁发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这两个产品来说，是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是国内专家开展自主创新研究的成果。 关于我们侵犯了国外的知识产权的说法是不实的。例如，我们在抗虫转基因水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我国自主开发的抗虫棉所使用的基因相似，这个基因不仅获得我国知识产权局的金奖，也获得了国外的知识产权奖项。 植酸酶更是我国在国际上首推的基因。植酸酶这一基因完全是我国一点一滴研究出来的，受到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科学时报》：转基因相关信息公开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彭于发：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也参加过一些关于转基因安全的国际法规起草和国际谈判与交流，了解了一些国际纠纷和争议处理的过程。应该说，随着科技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以往相比，世界各国民众对知情权、选择权都有越来越高的新要求。 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原则和评价指标方面，是把国际上先进和通用的规定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就是以此为基础，既与国际接轨，又有我国的特色。在有些程序和内容上，我们的做法比国际上更加科学和合理。 安全管理是三位一体的，就是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其中的风险交流就是很大程度上与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包括科普宣传等一致。 目前，各个国家都在探索好的公众参与的机制和经验，我国在过去十多年也作了积极探索，这与整个政府的信息公开进程是相关的。 与其他很多领域类似，我想随着公众的关注热情和意识的提高，政治文明的推进，信息公开的机制会越来越健全，我对此还是充满信心的。 有没有生物安全的结论性说法 《科学时报》：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历经十多年，对生物安全有没有一个结论性的说法？ 黄大昉：生物安全一般划分为环境安全和对人的健康安全的影响。关于环境安全，彭于发研究员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也作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的健康安全的影响。我想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经过我国历经十年的依法管理和严格评价，没有发现刚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这两个产品有食品安全问题。现在看，它和非转基因食品一样是安全的。 彭于发：从生物安全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科研人员的措辞都是很中性、客观的，同时安全性的结论也是相对的、动态的。 我们对生物安全方面的认识也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认识越来越清楚。以前最开始时，许多科学问题探讨的目标更多带有想象的假设的前提。经过多年的研究后，我们对潜在风险的认识更加有针对性，科学问题更加集中，实验设计更加严谨，进步很快，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例如，我国抗虫棉在1997年批准生产应用后，经过十多年的系统研究，发现转基因抗虫棉大规模种植后，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的危害，而且整个华北地区相关作物如大豆、玉米上的棉铃虫数量都得到了控制，化学农药用量减少，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我国科学家的这一研究结果于1998年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受到了各国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是否会挤压地方本土作物品种 《科学时报》：据我了解，遗传基因相同，病虫害的增加更易形成。在我国某些地方，一小块稻田就有四个品种，通过相互影响，避免了基因相似所引起的病害问题。那么，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是否对一些地方的本土作物会有所挤压，从而在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吴孔明：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水稻还是棉花，如果原来有一百多个品种，进行转基因处理之后，它还是有一百多个品种，只是部分品种带有了抗虫基因。 已经颁发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玉米，现在只是根据安全性评价发放了安全性证书。发放安全性证书是有条件的，通过小规模的田间试验，对长期的大规模种植进行评估。但这种评估，和商业化以后尤其是长期的生态效应监测，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以后一定要根据环境影响、监测情况调整商业化对策，通过中间管理来减少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的转基因棉花是1997年批准的，经过十几年在不同的试验区对多项内容进行的系统环境影响监测，得出几个明确的结论。 第一，是对于靶标昆虫的影响。转基因棉花的使用非常有效地控制了过去对我国农业造成很大危害的棉铃虫和红铃虫等。在此之前，我们一年用于防治棉铃虫的打药次数大概是15次到20次，农药的大量使用对农民的生产成本、增收以及生态环境都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第二，是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过去所使用的农药对整个以棉花为主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一些种群带来了非常大的杀伤；使用了抗虫棉以后，对生态环境和种群保护产生了很大的积极效应。 第三，是关于对次要害虫的影响，展示出了非常复杂的情况。之前棉花的害虫种类有300多种，危害也各有不同。实际上，棉群品种的变化，农药的变化，施肥和浇水的变化都会使这些害虫的种类发生变化。我们种植抗虫棉后一个直接的变化就是农药的使用量大量减少。在这个背景下，其他非靶标的害虫，比如蚜虫等的种群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有些种群在降低，有些在上升。这是我们的环境监测的结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结果。通过一些措施的调整，我们对问题的解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在不断进行的，害虫的演化也是在不断进行的，结合生物技术，能够很好地预测害虫的种群蔓延态势、种类变化的范围，能够提前进行一些顶层设计，我们就能很好地利用转基因农作物，确保我国农作物的安全生产、经济安全及生物安全。 我很关注害虫防治问题。我认为，主要应根据害虫发生的程度和我国需求的角度来决定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 我国每年种植的水稻面积大概在十几亿亩左右。现在已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它主要控制的靶标害虫是鳞翅目害虫。每年我国鳞翅目害虫发生的地区大概是2亿到3亿亩次。 总体而言，螟虫的发生在过去10年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态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螟虫主要是在稻茬上越冬，以前我们使用镰刀进行收割，留下的稻茬比较低，螟虫就被收割走了。另外，过去有冬耕冬灌的习惯，这两种做法能够抑制螟虫的发生、发展。但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机械化收割程度越来越高，同时随着大量农民的进城，原来的措施就不存在了。 另外，我们虽然有这么大面积的地区是螟虫的危害区，但没有必要在这么大的面积都种上加入抗虫基因的转基因水稻（BT水稻）。我个人认为，在主要受害区种植1/3到1/2的BT水稻就能完全控制鳞翅目害虫对水稻的影响。 还有一种鳞翅目害虫——稻纵卷叶螟虫，它每年三四月份从越南进入中国，主要集中在广东、云南、广西一带，如果在这个地区集中种植较大面积的转基因水稻，这种害虫就没有机会再迁入到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所以总体上说，基于害虫发生规律以及BT水稻能达到的抗性效果，我国在全国整体水平上大概有1/3到1/2的BT水稻的商业化，就既可解决鳞翅目害虫的危害问题，又能防止害虫对BT水稻产生抗性。 即使将来应用了BT水稻，我们也不赞成所有地方都种植BT水稻，因为这样害虫很快会产生抗性。 《科学时报》 (2010-3-5 A1 要闻) 本报记者 王卉 张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