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an McHughen LYJ译 发布时间：2014-01-16
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对农业和农民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心存疑惑的公众对此仍有争议。在反转基因活动者提供的恐怖故事和伪科学的驱使下，好奇而又担忧的消费者为他们的问题寻求准确而权威的答案。在此，我来解答公众向我咨询过的几个典型问题，包括最普遍的“转基因安全吗？”这一问题，同时也讨论一下，在公开论战中，反转基因活动者为了获得支持，不惜以挑起公众不必要的焦虑为代价采用的一些不体面的伎俩。
引言
我的主要工作是一名大学的分子遗传学家，但由于长期与重组DNA打交道，于是频繁接触到一些对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GM、GMO）（有时称作基因工程（GE）或生物工程）作物和食品充满好奇、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热心人士。他们向我提问并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希望我能提供一些答案，或至少指明一个方向，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或消除他们的恐惧。本文并非一份技术性的社会学研究报告，而是根据我过去30年来处理充满好奇而又心存疑惑的消费者的诚挚咨询的经历有感而发的一篇轶事杂谈，但也穿插援引了一些科学文献。
不同于从微波炉到智能手机和现代医学等大多数现代先进科技，农业生物技术常常引起怀疑和恐惧。这种不信任主要产生于一些媒体报道，他们声称重组DNA技术被用于提供转基因（GM或GE）作物和食品会带来潜在的（永远都是假设，从来都不实际）新危害。奇怪的是，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相同的技术如果被用于提供医药品和满足其他医学用途，却并未引起任何此类怀疑或恐惧。在重组DNA发展初期，以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为代表的一些形形色色缺乏科研资历的江湖骗子企图通过吓唬公众来反对一切形式的重组DNA【1】，但这些行为从未持久地牵制重组DNA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那么，现在公众为何会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持如此消极的态度呢？这场高调论战始于1999年英国网络电视对阿帕德•普兹泰 （Arpad Pusztai）博士的一次采访，在采访中，他声称已经发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食的大鼠出现损伤，感到这一研究结果意义重大而深远，觉得不能等待常规的同行审查和科学界出版手续，便迫不及待地向公众公开了其研究结果。他本可以省掉一些麻烦，或许可以保住他的工作；当科学专家最终获准评审数据时，他们发现这些数据缺乏科学性，尽管少数内容最终被出版。【2】
不过，Pusztai让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为反转基因活动者团体提供了抗议的素材并挑起了消费者不必要的焦虑，从而让伪科学影响了公众舆论。令人苦恼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遗传学科学和普通食品种植或加工方式都知之甚少。欧洲和北美都同时对这两点进行了说明和确认，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DNA自然存在于普通西红柿中。【3】仅凭这点少得可怜的现代农业和食品生产知识，难怪有这么多人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对该技术安全使用监管的总体科学性存有疑问。在此背景之下，我回答了咨询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消费者提出的最常见的一些问题和担忧。接着，我谈论了反转基因活动者为获得公众支持而采用的一些虚伪的论战计谋。
消费者提问
消费者提出的最常见的、最多的问题是转基因的安全性，首先是食品安全，其次是环境安全。
转基因安全吗？
消费者希望知道他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饮食中的某个新事物至少与目前的产品一样安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尽量将其视为一个基本关注点Recognizing this as a fundamental concern is utmost，但回答这个问题未必容易。有些消费者要求新产品在释放到环境中和市场上之前被证明绝对安全。尽管这听起来十分合理，但科学无法证明否定性的论点（例如，重组DNA永远不会造成伤害）。相反，科学能够证明存在危害（如有），但无法按科学要求的标准证明不存在危害。而某些人要求的正是这种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或许他们未必意识到它没有科学性。同时，他们继续吃着他们认为绝对安全的食物，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正在食用的食物也从未被证明达到他们对农业生物技术提出的同等安全标准。幸运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并未要求举证要达到这一不可能达到的绝对水平，而只要求相对水平。也就是说，只要新产品至少与目前已有的同等产品“一样安全”，他们就满意了。科学风险评估人员采用的正是此“一样安全”标准。【4】
荒谬的是，某些人要求生物技术产品（如转基因）安全，但却对其他新技术产品没有这种担忧或狭隘的看法。这种惧怕农业生物科技但不惧怕其他新的潜在危害事物（如：同样的重组DNA技术提供的医药生物技术产品）的不合逻辑的二分法源于反转基因活动者团体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成功妖魔化。如果是由于惧怕重组DNA这一基础技术而引发这些提问，那么重组DNA工艺衍生的任何产品——无论是胰岛素还是抗番木瓜环斑病毒（Papaya Ring Spot Virus）的番木瓜——将会受到同等质疑。但是它们没有。有些人辩称，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是因为医药产品的安全监管级别高，而食品不受安全监管，这一看法本身就错误。但即便是这一错误看法也错得不得要领，如果重组DNA“工艺”具有某些内在危害性，那么“任何”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分析均适用于检测所有重组DNA衍生产品。也就是说，如果单纯的重组DNA工艺具有内在危害性，那么对转基因微生物产生的胰岛素采用的安全性测试将能够用于测试被用作转基因番木瓜育种工艺的重组DNA的安全性。
相比关注工艺，人们更应该关注产品。最终产品的特性，无论是化学胰岛素还是番木瓜的成分，均可能承载着基于“产品”的风险，而这些必须通过分别与其同类产品——传统的猪胰岛素或非转基因番木瓜——直接比较予以评价。这是“产品与工艺”二分法的基础，只可惜很多人（包括监管者）并未搞懂。伤害往往来自于有形的物质，即产品，无论（潜在）有害物质通过何种工艺创造出来。【5】从科学上来讲，我们知道重组DNA工艺并非天生或总是导致生产出未曾预见或意想不到的产品。因此，可以得出一个有效结论：重组DNA工艺至少与用于作物育种或医药研发的其他技术一样安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6】和美国国家科学院【7】就得出了这一结论，此后被重复强调多次（如：【8-11】）。2013年末，英国ACRE（环境释放顾问委员会）确认，欧盟采用的基于工艺的监管俘获触发机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并建议改为使用一个科学合理的基于产品的触发机制（http://www.defra.gov.uk/acre/files/Report-1.pdf）。
许多心存担忧的消费者确实相信科学和科学家，所以他们从被信任的专家那里寻求安慰，甚至不需要支持性的数据或证据。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一点：有一天，我正在我的屋前花园工作，看见一个人朝我走来。我认出他是我的一位邻居，但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走过来问我：“你就是在大学里研究生物技术食品的那个伙计？”虽然有点担心，不知道他有何动机，但我点头承认了。然后他问：“这些转基因食品安全吗？”这时我觉得轻松了些，于是我开始按我一贯的思路来回答这些十分常见的问题，我从营养成分测试、过敏性测试、毒物测试等测试的类型谈起。他突然打断了我。“慢着，”他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技术细节。直接告诉我这个——在给你的孩子喂转基因食品时你是否有任何的犹豫？”我回答：“给我的家人喂食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时我从未犹豫过。”“谢谢，”他说，“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全部。”说完他转身离开了。
其他消费者不太相信别人，他们要求提供科学的同行评审证据。奇怪的是，反转基因活动者要求提供“同行评审”科学证据，但却拒绝在自己提出质疑转基因安全性的论点时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同样的这批怀疑论者中有许多人还草率地拒绝私营行业开展或资助的任何研究，将其视为隐性腐败。同时，正如提出“同行评审”科学研究要求一样，他们忽视让其自己的数据来源达到同等标准，还经常援引寻求出售竞争性非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私营实体提供的研究数据。
目前来自公共实体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科学研究数量众多，从短期的单项研究到大型团队开展的重大汇总分析都有。我经常援引的是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医学研究所开展的一项名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访问http://www.nap.edu/catalog.php?record_id=10977可在线获取相关信息）。一部近期的汇编文件记录了600多篇探讨转基因食品和饲料安全性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报告。【12】其他主要研究报告和出版物来自无政治倾向性的专家，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协会）、英国的皇家学会、欧盟的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专家。所有这些专业人士（主要是公众人士）的一般结论都是一致的：转基因食品绝对与同类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国家科学院（NAS）坦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工程对人类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相关书面记录。”【10】近期，就连欧洲委员会首席科学家Anne Glover教授也于2012年表示：“目前尚无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或环境健康产生任何不良影响的属实案例（http://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type=WQ&reference=E-2012-007606&language=FI）。大多数消费者对世界各地公共科学家之间高度一致的结论表示信任和满意。
遗憾的是，某些反转基因活动者会辩称，这些组织只有在它们负有相应职责时才会对公众负责，平时它们都被公司利益收买和操纵，总之是不能相信的。持此类观点的人很难被说服，或许不值得与之纠缠。如果你既不相信业内科学家，也不相信公共科学家，那么对于科学问题的见解，你到底相信谁？反转基因活动者团体对此给出了一个现成的答案：“你可以相信我们的员工科学家！”，仿佛他们那些雇员没有任何偏见或利益冲突。
目前为何没有任何长期的人类喂食研究？
开展长期的人类喂食实验表面上听起来合理，但深入思考后就会发现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且并非必要。
首先，对人类进行长期的喂食研究是不被允许的。不管反转基因活动者怎么说，出于伦理考虑，我们科学家绝不会长期将人类用作“小白鼠”。每一种新型食物或食品在提供给人类食用之前，必须通过全面的实验室实验，有时还须通过动物喂食试验，以高度确保其安全。严禁科学家给人类喂食怀疑可能具有危害性的任何食物。如果实验室和动物研究有任何迹象显示被测试的食物可能存在问题，我们不能也不会给人类喂食。因此，没有任何喂食“实验”拿人类当作受试者。
其次，简单地长期喂食人类来“看看会发生什么”的做法没有科学性。科学允许我们避免将人类当作“小白鼠”。替代做法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用试管做短期实验，或对动物做实验，然后科学性地预测食物成分和物质可能会如何影响人类。基于这一科学方法的安全（或其他）预测多年来一直被用于其他“新型”或受质疑的物质上，且短期测试在预测现实生活中长期人类食用经验方面具有极高的准确度。对获批的转基因食物的评价，继续保持着准确的记录，这些食物已出现在人类餐桌上近25年，至今没有任何不良健康影响记录，【10,13】Glover，A. 2012 a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ides/getDoc.do?type=WQ&reference=E-2012-007606&language=FI）。
第三，即便是有人类志愿者，我们该喂他们什么呢？目前几乎有一百种不同的转基因作物，随便挑一种就行？或者每一种都提供不同的风险预测？这样在批准之前必须对每一种作物都做多年试验。如果是前者，由于重组DNA工艺本身存在（假定的）内在风险，那所有转基因产品均具有（同样的）潜在危害性，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任何一项转基因技术产品作为我们的单个测试物质，包括例如转基因胰岛素。幸运的是，转基因胰岛素自20世纪70年代被人类使用以来从未出现与产品的转基因性质有关的危害迹象，所以我们可以凭借这一经验来推断所有转基因技术产品，包括食品，并得出结论：用于制造转基因产品的重组DNA工艺不具有内在危害性。事实上，这也是全球各专业科学和医学协会的结论（见参考文献）。
如果像某些反转基因活动者坚决主张的那样，每种转基因产品都必须通过多年的喂食试验进行单独测试，那么，除了大型跨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作物或食品外，我们不可能在市场上看见任何其他转基因作物或食品，因为合规成本远远超出了小型公司或公共机构的承受能力。
再者，并无任何科学证据支撑要做此类多年喂食试验，因为人类已食用所有这些经批准的转基因生物近25年，目前仍无一项有据可查的人类或动物伤害案件。【10,13,14】此外，我们确实没必要对单个转基因作物做“长期”喂食试验，因为作物品种的半衰期（half-life）只有五年左右（因作物类型而异），随后一个特定的品种就会被一个更新、更优良的同类作物品种所取代。如果五年或更久（事实上，没有一个品种有这么久）以后，某一特定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假设伤害还未体现出来，我们便没有理由继续关注，因为该转基因品种将从农场和餐桌上消失，被不含假设有害物质的新品种所取代。
第四，我们不会从长期人类喂食试验中获得任何有用的数据。要想使研究有效，人类志愿者必须同意在整个“长期”试验期内只吃一种食物（要么只吃转基因测试食物，要么只吃同类非转基因对照食物）。同时，由于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具备完善的营养补充性能，人类将会罹患营养缺乏症，这将扰乱转基因食品的任何影响（这也是伦理学上禁止人类食物试验的另一原因）。即使用基本营养素来补充人类饮食，但人体生理和健康的普通变化也会导致试验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健康影响，从而扰乱任何结果。如果测试结果显示某种危害确实归因于转基因食品，那么该危害一定会十分显著而普遍，应能在食用市场上现有转基因食品的大众身上发现，没必要开展实验性试验。同时，如前所述，目前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此类影响。
第五，要求“长期”喂食试验似乎是反转基因活动者使的一个诡计，目的是延长论战时间，阻拦消费者接触安全有益的转基因产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转基因食品首次进入研发阶段时，反转基因活动者就要求“长期”研究以“证明”安全。虽然证明安全听起来合理，但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也不可能证明任何食物（或任何其他事物）绝对安全。如前所述，科学标准以及用于其他食物的标准是指相对安全。也就是说，要求绝对安全是不合法的，因为没有任何食品，包括传统和有机食品，能够达到这一标准。合法的做法是要求与目前食用的食品相比相对安全。从科学上来讲，目前市场上的所有转基因食品均符合该标准。但并非所有转基因产品均已经或将会满足该标准，因为技术上确实有可能研发出带新型过敏原的转基因产品。这种食品不可能通过目前的监管审查，且任何推出这种产品的公司将会因消费者出现意外过敏反应而承担巨大责任。根据现行的美国和加拿大食品标识政策，转基因食品必须贴上标签，标识过敏原、毒物或营养成分的变化。
第六，没有任何反转基因活动者团体回答过“多久算足够久？”这一问题。在早些年转基因食品还没上市之前，他们会说“两年”，随着转基因食品在市场上达到该时长且未出现任何安全问题，该期限逐渐增加。从“两年”上升为“五年”、“十年”或“二十年”，目前为止，人类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历史已达到近25年，仍无一项有据可查的人类或动物伤害案件。【10,13,14】现在，我们听到反转基因活动者说伤害暂时可能不会出现，它最终会在我们的孩子或孙子身上体现。同意反转基因活动者的这项在科学上不必要的“长期研究”（尤其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截止日期），就像是上了一台由反转基因活动者控制开关的跑步机，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合理地确定“什么时候”才是足够久。
第七，或许最重要的是，所要求的“长期研究”并没有科学根据。这些“长期”研究实际上做的是不科学的“试错法/反复试验法”，因此绕过了科学。可靠科学，基于科学有效的短期实验，让我们能够对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做出合理的预测，实际上不必直接体验。如上所述，科学家在测试新物质时所开展的短期实验，包括动物喂食试验，多年来有着非常良好的记录，能够识别潜在有害食品。相同的科学实践惯例已被用于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与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一样安全的结论已在过去的25年间被证明正确无误，因为没有人被证明因食用预测安全的转基因食品而受到伤害。通过同意长期喂食试验来安抚反转基因活动者的做法只会破坏具有多年新食品研究经验的食品科学家们用来做出正确预测的科学方法，并通过开展科学上不合理的实验危及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但是，最近的同行评审研究显示转基因饲料对动物有不良影响，难道不是吗？
有些人非但没有从Pusztai博士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反而不理智地步他的后尘。2012年，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G Seralini）博士策划了一起大型的媒体操控事件，获得了对其研究结果的大量报道，他精心控制信息渠道，广大科学和医学界只能评审新闻报道之前的旧数据；Seralini博士最终加入了伪科学家的阵营。就连一向稳重的《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也戏称Seralini的真相毕露是一场“媒体马戏表演”。【15】
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16】中，Seralini声称用转基因饲料喂食的大鼠长出了巨大的恶性肿瘤，他还用一张在镜头下显示无数巨大肿块的大鼠的照片来说明他的观点。这篇新闻报道——连同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肿瘤大鼠的照片“快速散播”，成为一个网络热点，现在仍被形形色色的反生物技术斗士用作转基因食品危害的示例。
当科学家们最终获准评审这些数据时，他们一致发出谴责，指出Seralini的实验尤其是他的结论存在诸多漏洞（见【17-19】）。就连法国国家科学院也对Seralini的研究表示谴责，他们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发表了一篇新闻稿公开批斗他们的这位同胞。【20】
Seralini声称他的研究是使用转基因饲料开展的唯一一项长期安全性研究。但是他错了；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其研究期至少像多位科学家随后指出的那样长，且这些研究全都没有显示受试动物出现任何此类健康问题。【21-23】事实上，每一个专业的科学和医学团体都很快发表评论否定了Seralini的研究。在诸多问题之中，比较突出的是采用了非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还有就是Seralini拒绝提供其完整数据集（违反了期刊的伦理标准）。我们暂且不谈技术问题——科学文献对其做了详实的记录——我们可以快速地从Seralini的总体结论中得出一点：试验使用的这种大鼠有患肿瘤的遗传倾向。因此，如果Seralini出示了对照大鼠（即：不喂食转基因食物的大鼠）的照片，那只可怜虫很有可能也长满了肿瘤。
这就引出了研究的另一个非技术性问题。标准的国际伦理准则规定，动物不得承受非绝对必要的折磨。在实践中，一旦显示动物患了恶性肿瘤（或出现其他重大健康问题），将立即对其进行检测并实施安乐死。这还允许研究人员记录治疗效果以供科学分析，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动物的痛苦。Seralini让他浑身布满癌细胞的大鼠遭受长久的病痛折磨，直到肿瘤长得足够大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Seralini似乎更热衷于媒体炒作，而不是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或记录合法的科学观察结果。奇怪的是，许多动物权益保护主义者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加入科学阵营共同声讨Seralini在动物治疗和数据处理方面的判断失误（不过，有一个动物权益保护团体做出了相反的反应，参见http://www.buav.org/article/1267/ethical-commitee-fails-to-answer-buav-questions-about-cruel-gm-maize-rearch）。
近期，长期批评转基因作物的批评家——澳大利亚人Judy Carman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24】，声称发现转基因饲料对猪的健康有不良影响，具体而言，对肠道有轻微刺激。发表这篇报告的期刊《有机系统杂志》（Journal of Organic Systems）没有任何的科学评级或积极记录，这立刻就引起了怀疑，因为几乎所有的权威的科学期刊都被收录和评级。（事实上，任何一项规范的科学研究只要能推翻其之前的许多类似研究结论，就保证能在《科学》（Science）或《自然》（Nature）等重要科学杂志上发表，当然前提是不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重要报纸上先刊登，。）读了该杂志的编辑政策声明后，事实证明警惕理由是正确的——声明是这样写的（节选）“主题符合当前的有机农业原则”（http://www.organic-systems.org/authors.html）。所以该杂志坦率承认了其支持有机产业系统的编辑倾向（编辑是正直的，值得称赞）。但拥护Carman“同行评审”报告的反转基因活动者无视这一编辑倾向，这违背了科学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宗旨。而同样是这批活动者，却争分夺秒地控诉和抵制具有类似编辑倾向的出版物中的报告（尽管与之相反，那些报告都支持转基因产品）。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甚至懒得分析科学证据；他们只是假设数据是由业界或腐败的科学家们捏造的，声称数据的目的是从正面宣传转基因产品，然后拒绝进一步的讨论。
就像Seralini的研究一样，Carman的研究也受到了科学界的猛烈抨击，普遍的判定是该研究（很厚道地说）毫无意义。Carman的研究发表后数小时内，精通该领域的科学家们开始把她的研究贬得一无是处（如：参考文献【25和26】）。遗憾的是，就像Seralini和Pusztai一样，对于她和她的团队而言，科学具有缺陷和不足，让她的结论不成立。再者，就像Seralini一样，作者们选用了模糊统计测试来发现转基因大豆喂食的猪与普通大豆（顺便说一下，这种大豆也含有一些转基因物质）喂食的猪之间的“显著差别”。当统计专家（Carman的团队缺乏统计专家）查看这些数据并采用标准的统计检验时，他们发现没有显著差别。25同样，当兽医病理学家对出版物进行评审时（麻烦的是，Carman的团队也缺乏兽医病理学家），他们指出设计、执行和结论的得出都存在重大问题。例如，圭尔夫大学（Guelph University）的Robert Friendship直言不讳：“研究人员得出一组（猪）患胃炎的几率大于另一组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研究人员并没有检查胃炎。”【27】总之，对于反转基因群体而言，这又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出局。
Mark Lynas曾经是一名反转基因活动者，他也查看了Carman的论文并嗤之以鼻。【28】有一些曾经的生物技术怀疑论者现在意识到，他们援引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科学共识但不援引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国际科学共识的做法是虚伪的，Lynas就是他们当中的先锋。值得称赞的是，根据这一启示，Lyans决定更加密切地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相关科学且必须调和明显的矛盾。Lyans现在接受了转基因安全的科学共识，他还鼓励以前的同事在科学和科学数据上多花点时间，在没有科学意义的情感运动上少花点时间，因为这些情感运动反对的正是有助于克服饥饿、营养不良和环境恶化的有效手段。
2013年的一份报告解释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和饲料肯定有危害这预设观念所持的奇怪态度，【29】据报告，奥地利科学家用猪、小鼠、鲑鱼和大鼠做了喂食实验，发现了转基因健康危害的生物标记。他们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转基因饲料来喂食受试动物，但无法记录任何不良的健康影响。不过，他们没有得出转基因饲料与普通饲料（至少在其试验条件下）一样安全的结论，而是得出他们需要继续寻找导致健康损害的转基因饲料，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29】
来自Seralini、Carman等人的这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声称转基因食品和饲料显示出了有害影响，这些研究均被相应的科学专家否定，他们发表批评文章，公开供公众分析。据科学专家所言，他们几乎都是在公共部门工作，从事社会公益事业，Seralini和Carman的研究无论从哪个理由来讲，都存在严重缺陷。科学专家列出了重要技术细节上的不足。遗憾的是，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这些细节似乎深奥难懂，因此这似乎更像是势均力敌的两组科学专家之间在玩一个“他说她说”的游戏。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虽然反转基因阵营辩称其拥有站在它那边的科学支持力量，但他们所能召集的最好力量是清单上的300名左右的反转基因活动者，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持有相关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许多或大多数人根本不从事科学领域的工作。例如，一项最突出、最有感召力的反转基因运动的倡导者据称是一位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几乎没有生物学、农业学或遗传学等相关学科）。而就算是这位“领头科学家”也似乎并未拥有一篇单独的同行评审科学出版物。此外，没有一个专业医学或科学协会支持反转基因食品阵营的立场。另一方面，由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美国医药协会（AMA）、皇家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AAAS）、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协会（ASPB）、法国卫生部（French Academy of Medicine）等机构组成的国际科学和医学界已支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真科学”与伪科学有何区别？
科学家开展对照实验来了解现实世界中发生了什么，使其有合理的自信度对实验同等条件下现实世界中将会发生的事情做出预测。例如，如果科学家希望了解大黄蜂的飞行方式，她可以观察真实的大黄蜂一段时间，然后制定一个假设（部分地）解释大黄蜂的飞行，然后制作一只塑料大黄蜂同步测试该假设和人工大黄蜂的飞行能力。随着科学家获得更多的数据和了解，她逐步调整该假设，使合成大黄蜂能更接近地反映自然大黄蜂的实际飞行特点。当调整导致合成大黄蜂飞行不太“自然”时，她知道思路错了，于是回过头来找出她错在哪里。最终，通常是在大量工作和多次反复后，合成大黄蜂的飞行变得难以区别于自然大黄蜂。这个时候（且在研究报告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并发表后），科学家和科学界基本上对大黄蜂的飞行和促进飞行的各个组件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凭借必要的充分描述，其他科学家可以按照指示搭建其自己的塑料大黄蜂，使其正确飞行。
很多时候，反转基因斗士将伪科学用于其实验，因为他们并未制定和测试假设。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结论（如：转基因食品有害）并忽略或忽视不符合其预设观念的证据。也就是说，当他们的实验结果与现实世界中的观察结果不符，他们不会回过头来反思哪里出了错（如大黄蜂飞行科学家所做的那样），反而会责怪现实世界错了，这相当于得出了真实大黄蜂不能飞行的结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千上万的动物一直在吃转基因食物，并未显示有任何不良的健康影响。然而，反转基因斗士用几百只动物（最多）开展了喂食研究，观察到一些健康影响，解释他们的是“正确”结果，而不去想一想“为什么我的结果与现实世界发生的不一致？”将其用于Carman的猪喂食研究，我们可以问：“为什么现实世界中的猪，其中成千上万头多年来一直在喂食转基因饲料，却没有遭受Carman的报告中所报告的那些苦难？究竟是Carman的实验有漏洞，还是这个现实世界有问题？”
真正的科学家与江湖骗子之间的本质区别是，真正的科学家愿意根据新的证据修正他们的假设甚至结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证据和重新评价将会带领他们更进一步了解现实。伪科学家忽略或试图诋毁对其预设结论表示质疑的任何证据。
“同行评审”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同行评审并不意味着科学界接受同行评审出版物的研究结果。更确切的说，同行评审意味着所述工作“值得讨论”。只有当其他科学家们复制这些实验并观察到相同的结果（尽管在合理的误差或变化范围内）时，方能说研究结果被接受。为什么说全部实验披露至关重要，就是这个道理——其他科学家必须能够复制实验条件。这也是Seralini和Carman的研究未能通过科学性资格审查的另一原因，因为这两位作者都没有充分地披露全部实验条件从而使其他科学家能进行复制进而进行核实。
同行评审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在公开发表之前让适当的技术专家仔细查看实验设计、数据、统计分析和结论。这避免了科学家因发表一篇科学上有漏洞的研究而感到尴尬或遭受公开羞辱。没有科学家能够避免犯错，而同行评审——尽管效率低下——是对科学家的声誉造成任何损害之前发现并纠正此类错误的有效手段。科学家认识到人无完人，所以支持将同行评审制度作为一项审慎而明智的审查。
转基因产品全都掌握在大型跨国公司手中，难道不是吗？
反转基因活动者经常控诉“所有转基因产品都是由大型跨国公司研发的。”虽然不完全正确——有些转基因产品，包括番木瓜、亚麻和最新研发的李子是由公共机构的公共育种家为公益事业而研发的——但的确，市场上的大多数转基因产品都是由大型私营企业生产的。不过，许多小公司和公共机构，包括美国农业部（USDA）和各所高校，已研发出了有益的转基因作物，但这些作物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主要是因为反转基因活动者要求增加（科学上不必要的）转基因作物安全监管。为了安抚反转基因活动者而实施的繁重监管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风险分析得以保证。但开展不必要的测试所需的成本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有实力做到。于是，公共机构和小型私营企业研发的小型和特种作物被拒于农田之外，这让反转基因活动者的陈词滥调“为什么没有为公益事业研发的任何转基因作物？”得以自圆其说。
此外，当公共科学家和机构真正试图研发一种会给社会带来广泛惠益的转基因作物时，反转基因活动者会给公共机构施压，让其停止这项工作，同时给决策者施压，要求削减经费（http://www.farming.co.uk/news/article/8448），这再次保证了只有大型跨国公司能够负担起必要的研发费用。当他们成功地阻止潜在有用的转基因产品时，同样是这些活动者竟然无所顾忌地提醒公众公共研发的转基因作物“莫名”缺位。
几年前，特种作物监管援助机构（SCRA，http://specialtycropassistance.org/）在美国农业部的资助下，委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Kent Bradford教授建立了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高校和小公司研发的潜在有用但由于繁重的监管成本或障碍而未能商业化的基因工程植物。该数据库包含了78个特种作物，表达了250多种性状，其中一些能为消费者或环境带来直接惠益。【30】
如果公众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农业统治地位感到不安，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支持公共机构和小型公司的转基因育种工作，同时支持有证可循的安全监管。
但是孟山都公司起诉农户其非转基因农田中有微量的转基因物质，就连有机作物农户也未能幸免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近期的一项判决显示，这个被屡次提到的宣称毫无依据(http://www.cafc.uscourts.gov/images/stories/opinions-orders/12-1298.Opinion.6-6-2013.1.PDF）。
众所周知，孟山都公司是在积极保护其知识产权和种子产权，也确实成功起诉了数以百计的农户。但它只起诉明显涉嫌窃取孟山都公司大量知识产权或种子的人。在其作物中发现微量的孟山都产权物质的农户并未面临起诉，也未曾面临诉讼。
从科学上来讲，很容易确定农户是“意外”混杂（也称作偶然混杂（AP）或低水平混杂（LLP））还是未经许可故意种植孟山都公司的产权产品。未侵犯孟山都公司专利的农户将证明其农田里只有微量的孟山都公司的种子，这是由于疏忽情况下的异花授粉或种子混杂而引起的。相反，故意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户必须达到很高的转基因植物比例，90%以上，因为其目的是获得性状优势。就“抗农达”作物而言，农民将用“农达”（草甘膦）喷洒作物，这种除草剂能消灭杂草以及任何非转基因植物，但不会杀死“抗农达”植物。为了实现经济效益，农民必须知道很高比例的作物携带着孟山都公司的“抗农达”基因。
辨别无意使用的另一个方法是调查农民是否用“农达”除草剂喷洒作物。只有知道自己田里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植物是转基因（“抗农达”）品种的农民才会对其喷洒“农达”除草剂。没有农民会故意对非转基因作物喷洒“农达”除草剂，因为该除草剂在消灭杂草的同时也会杀死非转基因作物，农民还指望着靠这种作物养家糊口呢。
同样，不小心将转基因种子或植物混入其有机农田的有机作物农户绝不会冒失去有机认证的风险。根据时任美国农业部副部长（现为美国有机认证管理者）的Bill Hawks 2004年12月21的一封信函所言，“…无意混杂异类产品不会影响有机运作的状态。”
转基因作物不会增加产量，是吗？
近年来的一些同行评审研究调查了转基因作物实际是否能够导致作物增产。但奇怪的是，反转基因活动者反而几乎总是信赖化装成科学出版物的内部简报上发表的非同行评审报告，如Doug Gurion-Sherman的报告“产量未增”（“Failure to Yield”）【31】，被他的雇主忧思科学家联盟（UCS）印制成册。如可能预期的那样，Gurion-Sherman声称，转基因作物并未真正提高产量。
如反转基因活动者提供的许多其他报告一样，UCS报告未经同行评审，不具权威性，由明显对生物技术怀有敌意的一个团体自行出版（尽管UCS声称“中立”，但从未赞同或支持过任何转基因作物）。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反转基因活动者拒绝支持业界的任何报告，认为它们有支持该技术的倾向因而不可靠，但竟然没有意识到，有反转基因历史记录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报告同样存在倾向性。有些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不采用同等倾向性标准的做法在反转基因斗士们援引的文献中随处可见。此类活动者很少援引同行评审研究，无论其来自于科学学者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家科学院，或美国科学促进会，或美国医学会，或（英国）皇家学会等主要科研机构。令我气愤的是，在一次论战中，一名活动者甚至拒绝承认一位学者的同行评审研究（仅仅是基于未经证实的倾向性指控），随后又通过援引一位雄心勃勃但并非科学家的作者的一篇自行出版、未经同行评审的文章转而支持她的立场，这位作者最近的工作似乎是舞厅舞蹈老师，这与著名的反生物技术斗士Jeffery Smith的经历有些相似（http://academicsreview.org/reviewed-individuals/jeffrey-smith/）。
事实上，恰如其分的同行评审科学研究显示，转基因作物确实能够增加产量，尽管增产往往并非预期或最大惠益。【11】美国国家科学院2010、2011年的一项研究以学术性方式显示，必须考虑影响整体产量的各项因素以及所涉及的具体转基因作物。事实上，反转基因活动者有个说法是对的，那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是带着提高固有产量的明确意图而研发的。更确切地说，大多数转基因作物的研发目的是克服障碍实现有效产量，即：控制疾病或影响产量的杂草或虫害。只有减少或限制这些应力约束，作物才能实现更多的内在产量潜能。因此，往往能够提高产量，尤其是在较贫穷的国家，那里的农民通常缺乏充足的资源，不能将杂草和虫害治理做到发达国家农民所能达到的水准。因此，虫害和杂草治理方面的任何进步都会表现出显著的产量（和质量）提升，这是根本不实施虫害治理的作物无法企及的。
转基因生物全都携带着让种子绝育的终结者基因，从而迫使农民每年都购买新鲜种子，难道不是吗？
旨在让种子绝育的终结者技术并不存在于任何商业作物中，无论其是转基因还是其他作物。
我曾就此与一位反转基因活动者争论过，但她坚称自己是对的（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对于终结者基因存在于所有转基因产品的说法，她似乎特别自信，我让她解释一下。虽然她不是科学家，但她用特别权威的语气为自己辩护：“转基因生物中的基因是DNA碎片，”她居高临下地斥责我：“它们由至少由三个功能单元组成，启动子、结构基因和终结者！”这真是Alexander Pope多年前的那句名言“一知半解最害人”的绝佳示例。这位活动者就像其他许多反转基因非科学家一样，将所有功能基因（甚至非转基因作物中的功能基因）末端的终止信号（termination signal）与反转基因活动者们描述并狡猾地称作终结者基因的自杀基因混为一谈。
总之，目前几乎所有的种子——转基因或其他——都由私营公司出售，包括孟山都和先锋。事实上，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们也几乎不再留种，因为现代种子在产量和品质性能上的改进——尤其是不能留种的杂交种子（无论是否为转基因品种）——补偿了其较高价格。
转基因生物能够逸入野外并传播，从而导致生物多样性破坏，是吗？
目前尚未显示转基因生物导致生物多样性破坏。要说有影响的话，它们倒是能够通过增加生物圈中基因的总数而丰富生物多样性。转基因植物并未消除已经存在的任何基因，反而是对基因的补充。
同时，研究已显示转基因作物实际上能够增加生物多样性（见参考文献32和33）。例如，Bt作物能够通过降低农药喷洒需求而提高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如果能够通过使用转基因品种来治理作物上的害虫，那么农民就不需要喷洒那么多的化学杀虫剂。这意味着栖息在农田的无害昆虫能够茁壮成长，这使得其他鸟类等生物体也能居住在农田，从而整体上提高了生物多样性。
如果这个问题由上一个问题（所有转基因植物都因携带终结者基因而绝育）的提出者提出，我会反问他们：“如果它们绝育，怎么能够传播？”否则，我的回答是，转基因植物在野外的行为方式与其非转基因亲本基本相同。玉米或油菜等异花授粉物种将传播花粉寻找有繁殖能力的雌性植物授粉；无论玉米或油菜是否为转基因品种皆如此。同样，大豆或小麦等自花授粉物种几乎完全是自花授粉，这些物种的转基因株系保留了这一特性。
转基因技术引发了任何杂草治理手段都无法遏制的超级杂草，难道不是吗？
这是另一种常见的误解。所有植物，包括所有作物植物，天生能够抵抗某些除草剂，天生对另一些除草剂敏感。当一株植物用耐除草剂基因进行修饰后，它变得对该相应除草剂更耐受，但仍然对其他类型的除草剂敏感。据目前的报告资料显示，有些植物，尤其是芸薹属，通过异花授粉获得了多个耐除草剂基因（更多信息见参考文献34和35）。不过，这些具有新型除草剂耐受性的杂交品种对其他除草剂敏感，因此，农民们仍然可以使用其他除草剂来治理这些植物。
所有科学家都贪污腐败，难道不是吗？我们无法相信其中任何一人会就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讲实话。
好吧，这是污蔑论的必然结论。本质上，该论点质疑任何行业科学家存在利益冲突。同时，我们都听说，“行业会撒谎并捏造数据以让其产品上市。”反转基因活动者对政府科学家也如法炮制，因为我们也听说了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旋转门”，听说了有影响力的行业如何在政治家与监管者之间游走。学术科学家也是同谋，因为他们（乃至他们的同事）可能会收到行业的研究经费，学者不会冒着失去资金来源的风险批评其衣食父母。
反转基因活动者提出的这一具有诽谤性的论点几乎明确攻击了每一位具备评估转基因安全性科学资历的科学家。如果听之任之，将会给观众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没有任何一位行业、政府或学术科学家能够就转基因的安全性发表权威性的评论。而剩下的还有谁呢？几乎所有的专业科学家都受雇于这三个部门中的一个，还有少数其他科学家受聘于非政府组织。方便的是，提出该污蔑性论点的活动者恰巧就是某个非政府组织的科学家团队成员，而那些非政府组织科学家们却支持一个荒谬的观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最多也只能说是不确定。根据我的经验，极少数人除外，一般观众都认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值得信任，尽管他们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
此外，在缺乏任何不当行为证据的情况下一股脑儿地污蔑所有这些行业、政府和学术科学家是对这类人的集体诽谤。但反转基因活动者却侥幸逃脱，因为他们极少受到质疑。让我们依次探讨每个群体，先从行业科学家谈起。
行业科学家显然对其雇主负有义务，但他们在开展工作时也必须符合伦理规范并遵守科学实践的专业标准，无论是依照优良实验室操作规范、优良生产操作规范或是其他。当监管机构对审查中的某个特定的转基因产品开展安全性评估要求提供潜在致敏性等相关数据集时，反转基因活动者会让人们相信行业科学家只是捏造了“好的”数据点，以让监管机构确信转基因产品的致敏性不高于该类食品的传统版本。至少有两个基本论据显示这一说法纯属谬论。其一、如果监管机构被伪造的转基因致敏性数据愚弄而批准其释放，尽管实际上它携带着新型过敏原，那么消费者将很快出现大量的过敏反应，将会快速地追溯到源头，责任公司被起诉而不复存在（尤其当其致敏性安全档案被证明是伪造的）。甚至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审查后，该公司对其产品的安全性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其二、更可行的是，通过实际开展测试和记录真实数据几乎总能比捏造可信数据点更快、更简单地获得让监管机构确信安全所需的数据。当然，未经其雇主许可，行业科学家不得就产品安全性讨论其研究结果或发表其个人见解。但是就算要腐败他们也不会明目张胆，因为没有具体证据支撑的任何提议是极不道德的，一经提出必受质疑。
政府科学家，从管理者到风险评估者，均致力于按照现行的政府政策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与行业科学家一样，他们也必须事先获得其领导的允许才能公开谈论具体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而行业和政府机构在人事变动方面的紧密联系（所谓的“旋转门”）确实引起了一些质疑。但是，想想看，在聘用科学专家时，行业和政府都需要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专业知识，而通常，具备适当监管专业知识的科学家要么在行业工作，要么在政府机构工作。如果行业希望雇用一位科学专家在其监管事务办公室工作，招聘一位有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工作经验的科学家不是很合适吗？同样的道理，需要帮助审查安全档案的政府机构将会明智地聘用对行业如何收集数据了如指掌的科学家。在管理层，这些论点同样适用；行业和政府都希望雇用具备最丰富相关经验、知识和能力的专家，而这些专家十有八九已经在政府或行业工作（或者，有时在学术界工作）。很少发现有合适的专家失业或屈就于非政府组织。
当污蔑这些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的卑鄙行径以失败告终时，反转基因活动者退而暗示，曾在行业工作现为政府效力的科学家会对行业“开绿灯”，让其顺利通过审批流程。但事实上，行业却担心目前就职于政府机构的前雇员会对公司怀恨在心，尤其是在他们之前相处不太友好的情况下。与活动者们声称的“开绿灯”相反，有了“心怀不满的前雇员”，公司的档案可能反倒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不出意料，当前雇员严肃认真地对待其工作时，反转基因活动者却一反常态，鸦雀无声了。例如，在一篇探讨“旋转门”的文章谈到了孟山都公司前任经理Mike Taylor及其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美国农业部（USDA）的职位，很明显，Taylor并非一直并继续支持总是符合孟山都公司最佳利益的政策。http://www.foodsafetynews.com/2013/03/publishers-platform-mike-taylor-and-the-myth-of-monsantos-man/#.Ubx-69j3NPN。文章还明确指出，联邦机构实施的伦理标准杜绝了前雇员参与前雇主或其产品有关的决策。而奇怪的是，反转基因活动者似乎并不知道这些严格制定并严格执行的伦理约束。那些没有断然谴责转基因产品或生物技术公司的学术科学家也被活动者们随随便便地污蔑为行业同伙或至少存在利益冲突，或是因为这些科学家收到了行业提供的研究经费，或是因为他们的同事或大学收到了。以我为例，为了避免他人尖刻的指责或企图对我本人及我的工作进行诋毁，我从不接受行业的任何研究经费。然而，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反转基因活动者想方设法地针对我。在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根本就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声称我“私底下接受行业的贿赂”。最近有一位反转基因活动者不着边际地污蔑我并试图公开诋毁我，理由是我有一位在另一所高校（UC Davis）工作的同行接受了行业资助。当这位活动者无法找到我与行业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研究经费关联时，她就想方设法地企图通过扩大圈子来诋毁我，直到她发现了这位明显接受行业研究经费（我根本就不认识）的同行。同样，这种煽动性的言论近乎诽谤，尤其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有不当行为证据的情况下让这种指控漫天飞。但是由于活动者们很少被要求提供不当行为的支持性证据，也因为被诋毁的科学家对这种指控习以为常，活动者们继续部署这一战略。
学术科学家需要资金开展最现代的研究，而必须有人支付研究费用，包括学生补助、技术人员工资、设备采购、租赁和维护成本等。历史上，这些费用完全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农业部（USD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公共机构的拨款来给付，但这样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机构继续资助学术科学家的许多研究项目，但比例降低了很多。私人资金，作为公共资金的唯一已知替代品，目前对研究经费的贡献比例要高得多。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学术科学家都希望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时学术研究项目几乎全部由公共（如纳税人）资金资助。不过，让纳税人支持为此而提出的增税计划不太现实。
反转基因活动者经常声称（众所周知这是不对的。见参考文献12），目前并无就转基因安全性开展的独立的、非行业性资助的研究。但是，当提议开展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时，同样是这批活动者却又谴责用纳税人的钱进行转基因研究完全是浪费钱（http://www.farming.co.uk/news/article/8448）。
对科学家而言，这是令人沮丧的“第22条军规”（Catch-22），它确保没有任何一种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可以得到正确的评估，因为私人资助的研究被大打折扣，而公共资助的研究又被禁止。
公共科学家加入更广泛的转基因论战
以下部分是以我的个人经验以及我对科学家邀请非科学家参与更广泛的转基因公开论战这一现象的观察为依据。许多学术科学家自愿邀请公众来向其解释科学原理、概念甚至细节。且大多数非科学家真诚地从科学专家那里寻求正确的知识。但在公开的转基因论战时，科学家需要有人前来助阵，因为一些咨询者是伪装成“好奇公民”的虚伪的反转基因活动者。这些活动者明明知道诸如Bt对人类以及目标害虫以外的其他物种无毒，但却传播错误信息，引起公众焦虑。遗憾的是，许多学术科学家邀请公众参与，向这些公众解答看似真诚的提问或担忧，他们天真地以为心存疑虑的提问者也同样诚恳真挚，然而，往往是“怀疑论者”已经有了主意且并不打算让任何人甚至是专业科学家打乱他们的计划。所以交流一开始就带倾向性，专家希望有一位细心的回答者，而“心存疑虑”的活动者却在使诈。其隐蔽但又显而易见的目的无非是千方百计地影响观众，尤其是好奇的普通人所组成的观众群体。这些普通人只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转基因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支持该技术。许多学术科学家天真地认为这是一种真诚的交流和讨论，最终一次又一次地都被对方浅薄的辩论计谋打败。
当被要求提出“科学”证据时，反转基因活动者几乎全都用上了人身攻击手段。通常，真正专业的科学家可以毫不费力地肢解反转基因活动者关于科学数据的解释（总是关于转基因的危害）。让我们承认一点：当面对专业的科学和医学机构认可的压倒性事实和数据时，反转基因活动者们发现，相比试图通过反对已形成合力的科学共识来捍卫其自己疑点重重的论点，攻击科学家本人要容易得多。活动者非但没有承认他们不具备专业知识，应该尊重真正的科学家，反而裹挟了讨论，要求知道是谁资助了科学研究（或薪水）。由于这一讨论远比枯燥的科学细节更能吸引观众，又因为科学家一下子被这种毫无依据、带有攻击性的不当行为指控给震蒙了，他或她不得不采取个人防御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对对手采取的科学抨击。反转基因活动者们笑了，并继续发起一连串毫无根据的腐败指控，他们知道现在科学家一定是焦头烂额，忙着证明自己的清白。到论战结束时，观众已经忘了这场科学辩论，转而关注起其他一些事情。科学家必须明白，在公开论战中，一旦活动者意识到其论点即将被攻破，他们可能说出任何话。科学家必须忽视干扰，就算是像毫无依据的腐败指控那样可恶至极的言论也不予理会。可以这样说：“我们正在谈论科学证据的有效性。我已做好准备，一旦你承认你关于科学证据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就会讨论我的资金问题，但你必须同意讨论你自己的资金来源。”
另一个浅薄的论战诡计是，反转基因活动者带领一群随行拉拉队员，将他们分成小批散布在会场中，无论反转基因活动者说什么，这些人都鼓掌欢呼，目的是造成假象——好像所有观众都在支持反转基因活动者的立场的一样。
反转基因活动者最爱采用的另一个计谋是要求在公共论坛上最后发言。其一，让学术科学家最后发言意味着他们总是会推翻反转基因活动者提出的科学理论，从而削弱了观众影响力。其二，最后发言使活动者能够以“我本来提前准备了一些话，但听完X博士的发言后，我不得不谈一谈他的发言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误解…”开头，然后过渡到他们的（实际早已准备好的）演讲。
另一个把戏是转入细枝末节的辩论，争论一些技术细节，如：计算出的统计差值p=0.049是否有意义。学者几乎总能“赢得”这场论战，因为反转基因怀疑论者通常几乎没有任何统计学专业知识。然而，这场胜利得不偿失，因为观众——对“统计学意义”实际意味着什么的认知度并不比活动者强——已经睡着了。精明的学者不会卷入这种毫无意义的论战。一旦事态明显，学者将不参与技术细节讨论，反转基因活动者可以通过对部分专家进行人身攻击指控其有不同程度的腐败和偏见来转移其对手的注意力，范围包括“但你所在的大学从行业手中拿了钱，因此我们不能相信你说的话。”大多数人会对这种卑鄙无耻、毫无根据的指控愤怒不已并为自己辩护。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他们抛弃了公开回击反转基因活动者的初衷。当然，这正是反转基因活动者想要的。
反转基因活动者其实并不健忘；事实上，他们的记性很好…公众才健忘呢。例如，反转基因活动者要求强制实施转基因食品标识，因为“公众有权知道他们的食品中有什么，”，但却随后拒绝对有机食品或采用电离辐射诱变技术研发出的作物（其中许多由有机作物农户种植）所生产的食品强制实施标识政策。反转基因活动者明知这一立场是虚伪的，但却指望公众不将“知情权”说法与转基因产品以外的其他各种食品联系起来。
反转基因活动者指责传统和转基因作物农户使用合成农药，并建议改为有机农业，但他们却不承认有机农场也使用化学农药，包括鱼藤铜、拟除虫菊酯和硫酸铜，所有这些都与各种不良健康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无耻、更虚伪的是，同样是这批反对农药的活动者却控诉“抗农达”转基因作物的成功，其依据是：对这些作物过度使用“农达”将会导致杂草产生耐受性，从而降低这种当前出色的杂草治理手段的效用。
互联网为虚伪的活动者磨练其技巧提供了额外的途经，他们采用这些传统计策以及“吉什辩论法（gish galloping）”、“灌水”和“马甲”等新式把戏来攻击诚实的网站及博主，以扰乱有意义的讨论。例如，参见Skeptico关于Seralini的博客，http://skeptico.blogs.com/skeptico/2013/06/the-seralini-rule-gmo-bogus-study.html。
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一个批评是，它们似乎并未给消费者带来惠益，所有消费者不愿接受它们。按照这一说法，当转基因产品为消费者带来惠益时，消费者就会更乐意接受这些产品。确实，目前开发的转基因作物是为了吸引农民，而不是最终消费者，但最终消费者却实实在在地从转基因作物中得到了惠益，起码食品价格降低了（转基因商品的成本低于类似的非转基因作物商品）。此外，消费者支持更能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使用更少农药和有助于土壤保持的农业技术；而许多转基因作物满足这些“间接的”消费者喜好。【11】
此外，农民也是消费者，当他们购买并种植转基因种子时，实际上是为转基因技术投了赞成票。2013年，90%以上的美国玉米、棉花和大豆农户种植了转基因品种。36在加拿大，主要的经济作物是油菜，而90%以上的加拿大油菜作物为转基因品种。 37在阿根廷，90%以上的大豆作物是转基因品种（http://www.gmo-compass.org/eng/grocery_shopping/crops/19.genetically_modified_soybean.html），在印度，主要作物是棉花，90%以上的印度棉花作物为转基因品种。
显然，农民作为一个消费群体，只要他们被允许自由选择转基因品种，就会大规模地支持转基因农业。
结论
显然，消费者就转基因产品提出了许多不同问题，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着不同兴趣和喜好的不同人群。但谈到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时，公共科学家尤其是学术科学家是合适的专业人员，能够提供公平公正的信息以及（如必要）推介。他们并非拥护者的角色，而是以教育者的身份设法帮助经常感到困惑的公众了解更多有关农业和食品的知识，尤其是食品生产过程。消费者确实有权知道其食品安全可靠，但是由于充斥着如此多的现成的错误信息，消费者往往拒绝获取他们所寻求的信息。科学专家需要分享其知识，从而让民众更知情，社会更健康。
潜在利益冲突的披露：无潜在利益冲突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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