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14-03-11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称 中国转基因农产品标识更严格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本报专访。
【环球时报记者 曹海燕牟辰潞】乌克兰、泰国局势动荡会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进口？转基因农产品能不能让人放心食用？中国到底有没有“海外屯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涉及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话题，都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他同时也以一位农业专家的视角，对这些民众关心的话题一一做出解答。
只要有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
环球时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表示，他也吃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转基因豆油)。那么，为什么国内围绕转基因食品的话题还是这么沸沸扬扬，普通民众总是感觉不知道哪方言论是权威的？您认为，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
牛盾：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受到质疑和挑战都是正常现象。如果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甚至引起群众恐慌，我们就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激烈地讨论，甚至争论。我觉得政府不能失语，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要向全社会负责任地介绍，表明对这个事情的原则和态度。再就是科研机构和研发单位应明确地向社会介绍自己的工作背景、工作进展及国内外的研发情况。第三就是全社会都应有这样的意识，主动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和判断。
环球时报：有政协委员提出，中国部分省份转基因“滥种”程度高。那么，农业部该如何展开调查，并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
牛盾：我们要从农业转基因技术和农业转基因产品两个层面来分析。农业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上高新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国家对待高铁和航天技术一样，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不应放弃制高点，要有中国人的话语权，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体现。当然，我们国家的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水平保持着世界领先和先进水平。
从第二个层面看，利用转基因技术来生产转基因农产品是一个崭新的技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才有几十年的时间。为保证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并遵循相关法律。
在研发和生产转基因农产品过程中有以下环节：第一，研发过程中第一个步骤必须是在实验室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实验室里得到的转基因农产品，如果是健康的、质量好的就把它拿出来进行“中间试验”――在一个比实验室更大更开放的环境中进行观察，以发现更优良的性状表现，或负面问题需要消除。若在第二个阶段不错，就会到更大范围进行环境释放。如果它还是优质的，就再到大田进行生产。经过四个阶段，如果得到的结果还是优质的、健康的、卫生的、安全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就能得到安全评价的证书。我们国家一共五个环节。
目前，国内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通过安全评审，获得安全评审证书，现在已进行商品化的生产和销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了转基因农产品的标识制度，这个标识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更严格。有些国家标识是定量的规定，比如说某产品转基因成分达到1%、4%或5%时才进行标识，而我们国家规定：只要有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所买产品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
环球时报：有美国学者说过，在欧美国家，支持和反对转基因的运动和言论背后都有某种商业利益驱动。在中国，有这样的情况吗？
牛盾：我在开展农业国际合作交流或与国外一些管理研发部门沟通时经常讨论到这个话题，比如，有部分人认为，转基因农产品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通过一种转基因生物技术使作物产生良好的抗性，防治病虫害。传统的农药或其他农业投入品就可不再使用，对于生产商就是巨大的利益损失和丢失。
反对转基因技术研发和转基因农产品的人认为，这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还有就是研发的知识产权，拥有专利后可以垄断种子或配套的除草剂杀虫剂。所以说，现在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已和经济贸易紧紧交织在一起。
我国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都可以放心购买
环球时报：我们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是否都经过生产国安全试验？
牛盾：只要是在我们国家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都是经过安全评价的，都获得了安全评价证书，也都是可以放心购买使用的。我也建议，今后大家对农产品消费应形成品牌消费意识，就像我们消费服装、首饰等生活用品时具有品牌意识一样。
为什么大家对农产品消费没有那么强的品牌消费意识呢？因为公众可能不太了解，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也有不同的生产程序、不同的检测标准要求，比如有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区分。建立品牌消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做到优质优价，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措施、更多的投入促使农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
环球时报：民众对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不放心，是否也与我们国家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多发有直接联系？
牛盾：(近些年)出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给公众心理带来较大的冲击和直接的负面影响。正因为此，国家更应高度重视。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公信力的问题。同样，当一个企业的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没有公信力时是最可怕的。
建立消费者对转基因农产品的信心非常重要，也是最宝贵的，当然，这也是最困难的。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应更加谨慎和小心、更加严格和严厉地进行监控。这样不仅有利于农业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不同档次的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最终惠及消费者。
环球时报：很多人都知道法国拍摄的《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对这些有争议性的国际公司，您个人是什么态度？它们与中国有哪些合作？
牛盾：孟山都公司跟我们国家的很多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农业部的研发机构都有较多合作与交流。我们应学习它的研发方法、经验以及核心技术。我们国家确实也需要建设具备国际水准、跨国合作交流能力的农业科研公司。
环球时报：随着中国转基因农业技术的发展，中国什么时候能拥有像孟山都那样影响世界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公司？
牛盾：我们现在已有这样规模、有研发实力的企业(机构)，而且不止一个。农业部有，中科院也有，还有其他形式的研发机构。现在，我们重点要学习的是孟山都公司把自己打造成全球知名品牌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为袁隆平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自豪
环球时报：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被提名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您怎么看这个消息？中国在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对世界还有哪些贡献？
牛盾：(对这个提名)我也感到很光荣很自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在攻克难题，比如，如何再提高杂交水稻的光合作用效率。人类对光合作用效率的利用率仅在1%以内。如果袁隆平能把光合作用的利用率提高到2%或3%，将会大幅度提高作物的产量，对世界的贡献将是极大的。另外，我们选育培育了一大批优良品种，像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技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想来学习。
中国在农业机械化普及方面也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农业机械的饥饿”。一台联合收割机在一年中只能使用一星期，最多两个星期，然后放置一年。我们根据国情，创造了一个农业机械化、社会化、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中国是小麦种植大国，每年小麦在五月中旬从河南的驻马店就开始收割了。我们组织了20万台联合收割机，一直往北收割到内蒙古。这样就可以从5月一直干到9月，充分提高了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无论是邻国日本、韩国，还是远在欧洲的意大利，它们发现这个模式后都非常惊讶。这给农业机械设计、制造，给研究单位、生产单位都带来革命性的转变。我们的粮食安全不能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控制，必须靠自己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来保证和满足国内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的贡献。
环球时报：中国在与国外的农业合作中还有哪些亮点？
牛盾：我们的中小型农业机械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强。40或20马力的小型农机具物美价廉。同样机型，价格比日韩便宜很多，而且具备多功能性。如一台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在作业过程中可以在一次作业中同时完成播种、施肥、浇水、覆盖薄膜等生产工序。中国的中小型农机产品和农机作业配套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很受欢迎，但如何让农业机械企业在海外建立售后服务站是一个难点。
第二大品牌就是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在国外非常有市场。还有一些特殊的农产品生产技术，比如在中东欧国家的菇类、真菌类产品的生产都受到欢迎。目前，我们在西伯利亚地区开展农业生产的企业、农民和农业工人也越来越多。诸如此类的需求与合作促使我们在海外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海外屯田”完全是不实之词
环球时报：一些外媒炒中国“海外屯田”的话题，对此，您怎么看？
牛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中国没有以“海外屯田”的方式解决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这种办法也是不可行的。这是西方尤其是欧美为主的一些国家媒体和部分心怀偏见的人，对我们的一种猜测，攻击和诽谤。我认为完全是不实之词。
环球时报：最近乌克兰局势动荡，有关中国与乌克兰农业合作的话题也备受关注，这个大粮仓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牛盾：近些年我们跟乌克兰的农业合作越来越多，乌克兰也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乌克兰是世界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非常强的国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农业生产和农业自然资源非常好。在世界上只有三块宝贵的黑土地，乌克兰是其中之一，生产的小麦和其他农产品质量高。乌克兰政局动荡一定会对我们的双边农业合作带来冲击，带来未知数和变数。现在等于和乌克兰的所有合作都停止了，(还)包括泰国、埃及。我们找不到联络人，我们的项目没有办法实施。所以，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农业合作的决定性因素。